我在一次家族排列中看見我的男性祖先像是活著卻像死去,女性祖先既憤怒又強勢,同時無力地看顧著這個家。
在那一瞬間,我領悟到我爺爺經過了823砲戰之後,有一部分的他留在了戰爭的現場,若以精神科的話語來談,他罹患了PTSD。他本來是一個開朗的少年,當兵後回到家鄉,開始沉默、開始抽菸賭博,脾氣變得暴躁,有時候呆若木雞,需要我大伯拉著他去魚塭工作。
對我奶奶來說,一場戰爭帶走了她的丈夫、孩子的父親,她必須要隻手扛起這個家。
在《心靈的傷,身體會記住》提及:"心理創傷就是在生活中持續受到創傷的影響,彷彿創傷事件依舊存在,不會變也無法變,任何新的遭遇或事件都會受過去毒害。
創傷發生後,倖存者用與過去不同的神經系統來體驗世界,這些人傾注所有精力壓抑內心的混亂,代價是無法自發參與自己的生活。他們試圖控制無法忍受的生理反應,卻因而導致各種身體症狀,包括纖維肌痛、慢性疲勞,以及其他自體免疫疾病。這說明了為何創傷治療必須納入完整的生命體,包括身體、心智與大腦。"引自p.63
我們可以想見,在經歷過戰爭之後,那些從戰場中所回來的男性,可能都像是我爺爺一般,更別提在那之間,他們在日治時期只學了台語與日語,而當換了政府統治之後,他們過去的母語與國族認同都被迫消逝,那是一個集體的創傷。
我的爺爺的身體回來了,卻是有體無魂的狀態。
即便,我奶奶的丈夫有在又像不在一般,他終究得養家,母代父職。
我在小時候就時常聽她說,她是如何地辛苦,將我爸揹著,千里迢迢地從鄉下背到鄉鎮去求醫等等諸如此類地事宜。
爺爺在她含辛茹苦帶大小孩的歲月當中,成為了會為了賭博拿錢而打老婆的壞丈夫,有在比沒在還要糟糕。
因此,她既要是母親,同時也要是孩子的父親,只因這個家不能垮。
我發現,這並非只是我家族發生的事情,當我在諮商實務現場浸潤越久,聽見越多人的故事,才發覺原來有些人的爺爺或外公、甚至曾祖父,曾經因當時日本政府的要求而去南洋當兵,但由於二戰期間過於混亂,家族並不確定他是生或死,身為家族中的母親就必須要扛起一切養家,只要能活下去就好。
其實,我的曾祖父也是,聽老一輩的人說,我的曾祖父似乎很早就離世了,但我的曾祖母為了要養家,必須要拾荒,叔伯們說,她九十幾歲時還很硬朗,他們是小小孩的時候都跟在她屁股後面撿垃圾、睡午覺。
從這裡我們會看見,我們的家族有個代間傳遞的創傷,那就是以傳統觀點的撐住這個家的男性不見了,而女性必須要母代父職,但在二戰期間仍是相當父權時代的觀念,女性能做的工作很有限,不過也因為戰爭時期男性都去打仗了,女性就得以加入勞動市場,然而這時候小孩誰顧呢?
我在準備繪製日治時期塔羅牌,我看到歷史照片其實是大小孩揹著小小孩,一起到廟宇廣場前遊玩。
我們會發現那時代的人光是要活下來就好不容易了,怎麼會懂甚麼"親職化兒童"或是"被忽略、被剝奪的情感需求",當時我的奶奶失去了她最疼愛的女兒,也就是我大姑,她也只能咬牙繼續撐著,因為家裡還有好多口等著她養,她不能倒下。
直到老年時,她的孩子們都成家立業了,她才能不斷地訴說對大姑的思念與遺憾,好彌補那段沒有辦法好好地哀悼大姑的時光。
然而,這樣的故事並不是單單只存在我的家族當中,在跟個案工作、在督導的現場,類似的家族故事總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被提及,我才發覺,倘若我們這一代一直都是看著上一代、上上一代的母親是長這樣,那麼,我們又會如何期待"母親"這個角色?
"幻影是一種從不曾意識到的無意識所形成的結果…它以一種有待確定的方式傳遞:從父母的無意識進入孩子的無意識中。很明顯地,幻影所具備的是與動力上的潛抑相當不同的功能。幻影周期地強迫回歸,範圍上超出了可以形成症狀的所謂受潛抑之物的回歸(a return of the repressed);它的運作就如同腹語術、就像主體自己的心智拓樸裡存在著一個陌生人一樣。這些法國分析師將這種與跨世代(transgenerational)幻影的連續性有關的歷程,稱為「保存的潛抑」(preservative repression)。
他們認為幻影可以對家族世代持續地滲透與徘徊籠罩,還能跳過幾個世代而在後來繼承的世代裡依然傳遞下去。因此,受到最初創傷性文化情結影響的場域,仍然透過無意識對無意識的傳遞動力,跨越了好幾代而保存下來,繼續建構集體的和個人的事件。
歷史的巨輪碾過,留下了無數的傷痕。這些傷痕不僅刻在我們的祖先身上,也深深地烙印在我們的基因裡。而為了要證明我們是這個家族的一員,我們會下意識想要效忠家族的精神,也成為了如此"強韌"的母親,使得我們在無意識當中難以去認回自己的傷痕與脆弱,而強迫自己必須要成為全方位的母親,卻忘了自己也是被情感忽略的環境下所長大的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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